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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升值對進出口和外資影響不同
以下是一些專家學者就人民幣匯率熱點問題的討論：
一、人民幣升值和匯率形成機制是不同概念
劉杉(中華工商時報副總編輯)：人民幣升值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目前媒體和理論界在這個問題的討論上存在一些混淆。前者是匯率水平的變化，后者是匯率水平形成的機制，后者決定前者。應該說，在目前狀態(tài)下，匯率形成機制向更有彈性的方向改變必然會引起匯率水平的上升，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可以把兩個概念等同起來。
劉百花(浦東發(fā)展銀行博士后)：人民幣均衡水平的確定非常困難，長期以來強制結匯的政策造成我們無法準確地判斷國內的外匯供求。所以我們應該首先改變外匯的形成機制，采取更為靈活的政策。目前我們在這方面已經做了一些工作，比如外管局頒布了《關于調整經常項目外匯賬戶限額管理辦法的通知》，將境內機構超限額結匯期限由現行的10個工作日延長為90天，自2005年3月1日開始執(zhí)行。這將有助于我們增加對國內外匯市場真實供求狀況的了解。
張曉東(南開大學國際經貿系博士生)：在匯率形成機制不發(fā)生改變的情況下，單純改變人民幣匯率水平是一種不明智的做法。首先，我們難以準確地判斷人民幣匯率的均衡水平，所以很難實現一步到位的調整；其次，如果我們采取頻繁、小幅度地升值，市場就會形成人民幣不斷升值的預期，從而致使即便調整到了均衡狀態(tài)，人民幣升值壓力仍然存在；最后，如果我們在不改變匯率形成機制的條件下單純提高人民幣匯率以圖緩解國際壓力，那么在將來再次出現貿易不平衡時，國際上要求我們提高匯率的壓力將會更大。但是，如果我們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進行了改革，比如采用了更有彈性的方式，我們就可以按照市場規(guī)律對匯率進行調整，從而既能達到適宜的水平，又能避免匯率劇烈變動對經濟的沖擊。所以說，目前我們首先應該完善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然后讓匯率水平在這種機制的作用下進行調整。
二、人民幣匯率改革錯過最佳時機
薛敬孝(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副會長、南開大學國際經貿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匯率是不同貨幣之間的相對價格，所以應該符合市場經濟的規(guī)律。在各個國家經濟發(fā)展不平衡的情況下，匯率的變動是一個必然的趨勢。經驗告訴我們，大國快速經濟增長必然導致匯率的升值，我們在《大國快速經濟增長引致匯率走強的理論與實證分析》一文中通過對日本、德國的研究再次證實了這個觀點。所以在中國經濟迅速增長的情況下，人民幣的升值是一個必然的結果。但是應該說，我們已經錯過了人民幣升值的最佳時期。因為目前我國存在數額巨大的熱錢，據估計已經超過了1000億美元。熱錢主要可能集中在房地產市場，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調整匯率必然會造成熱錢迅速外流，對國內經濟造成很大沖擊。我們目前應該采取的措施是利用宏觀經濟政策限制熱錢的進入、減少熱錢數量，比如通過降低房地產價格擠出或者是“鎖住”熱錢，從而使我們可以在更為寬松的情況下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進行改革。
徐復(南開大學國際經貿系副教授)：美國等國認為中國不具備市場經濟國家條件的原因之一是中國的匯率制度不符合市場經濟規(guī)則，但是在W TO條款中并不含有對匯率政策的規(guī)定。從另一方面講，中東的許多國家也采取了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美國卻并沒有對此進行指責，也沒有質疑其市場經濟國家地位。由此可見，美國所持有的是一種完全從自身利益出發(fā)的沒有依據的觀點。國際上認為人民幣匯率必然升值的理由主要有兩個：一是中國長期存在的巨額國際貿易順差；二是我國6000多億美元的高額外匯儲備。我們必須看到這主要是中國特殊的經濟發(fā)展狀況決定的。從貿易上講，加工貿易在中國的貿易方式中居于第一位，占到50%以上，所以實際上的貿易順差要遠遠低于數字結果。從外匯儲備上講，我國長期以來采取的強制結匯政策，造成了外匯儲備以一種十分透明的狀態(tài)不斷增加，而其他一些國家則是一種“藏匯于民”的情況，其外匯儲備處于一種隱形狀態(tài)。
陶江(南開大學國際經貿系副教授)：中國目前還沒有建立人民幣遠期外匯市場，所以國內企業(yè)無法防范外匯暴露造成的風險。而且，在目前國家承擔了全部外匯風險的情況下，我國企業(yè)還缺乏規(guī)避匯率風險的意識和經驗，彌補這一缺陷也需要一個過程。另外國內利率水平還沒有市場化，這也是制約匯率改革的一個重要因素。
王增業(yè)(中石油財務公司博士)：外向型經濟的長期增長應該主要是投資導向的，我國目前低層次出口的路徑依賴對經濟的長期穩(wěn)定增長不利。出口商品的低附加值、低技術含量造成了我國貿易條件的惡化。所以匯率升值雖然會對出口造成不利影響，甚至使一些企業(yè)陷入困境，但是這本身就是市場選擇的結果，有利于整個社會效率的改善。而且，在我國石油資源嚴重緊缺、大量依賴進口的情況下，人民幣升值無疑有助于滿足我國快速增長的石油需求。
曾令波(復旦大學博士后、國聯(lián)安基金高級理財顧問)：在當前狀態(tài)下，人民幣匯率問題成為了一個政治問題。在美國，強烈要求人民幣升值的是勞工
組織，而不是國際投資者，這主要是一個利益分配的問題。真正促使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我國對美國高科技產品貿易也開始出現順差，這在美國人看來是違背了國際分工的規(guī)律。但是我們應該看到，出口到美國的高科技產品絕大部分是跨國公司生產的，所以這是一種“兩頭在外”的情況，中國只是中間的加工環(huán)節(jié)，當然我們至少還是獲得了增加就業(yè)和提高技術的機會。目前來看，我們可以在保持名義匯率不變的情況下，采取其他方式對國際收支進行調節(jié)，從而緩解國際上的升值壓力，包括：對出口進行控制，限制那些對國外相關產業(yè)造成巨大沖擊的行業(yè)的出口；控制FDI的流入，將稅收提高到與國內企業(yè)一致的水平。另外，在媒體和理論界的討論中很多人認為我們目前的處境和“廣場會議”之前的日本相似，必須指出的是，當時的日本已經早已進入發(fā)達國家行列，而當前的中國是遠不可能與之相提并論的。
蔡衛(wèi)光(南開大學國際經貿系博士生)：在相關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貿然升值，游資會迅速變現出逃。這不僅會對宏觀經濟造成負面影響，而且會導致人民幣出現走低的趨勢，也就是說升值后可能短期內又會面臨貶值壓力。而此時如果央行采取干預措施穩(wěn)定匯率，在游資規(guī)模過大的情況下會有耗盡外匯儲備的危險，這樣會進一步降低公眾持有人民幣的信心，使得人民幣迅速貶值，“東南亞金融危機”可能在中國上演。
劉杉：的確，人民幣升值錯過了最佳時機。如果早在兩年前，就不會有那么大的游資壓力。由于很多人將升值與調整匯率機制混為一談，導致輿論反對人民幣升值的聲音比較大。如果采取先調整匯率波動浮動，導致人民幣升值，然后再改變機制的政策，則對中國金融體制的沖擊就不會太大。其不僅可以緩解貿易糾紛，也減輕了輸入型的通脹壓力。目前看，只有在房價穩(wěn)定下來后，才可能采取調整人民幣匯率的政策。這樣做的目的是避免套利熱錢撤離后，對金融體系和整體經濟帶來沖擊。
三、人民幣匯率機制應采用釘住一攬子貨幣，新加坡模式不適合中國
薛敬孝：采取釘住一攬子貨幣，同時設定一定的浮動區(qū)間應該是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最佳方式。我國的貿易和國際投資主要是以美元計價的，所以美元在這個貨幣籃子中的權重應該較大。同時，與我國對外經濟交往密切相關的日元、歐元等貨幣也應該占有一定的比例。這種安排對穩(wěn)定我國的國際收支將起到較好的作用。同時一攬子貨幣本身就存在一個自我穩(wěn)定的機制，可以抵消外部經濟擾動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在確定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之后，我們需要注意的一點是匯率水平的調整必須是穩(wěn)健的，匯率調整的“一步到位”是不現實的，德國的漸進式調整和日本的大幅度調整所帶來的經濟后果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們不應該在升值壓力非常大的情況下對人民幣匯率水平進行幅度過大的調整。
陶江：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是一個必然的趨勢。我也認為應該采取釘住貨幣籃子的形式，采取更為靈活的操作機制。
劉沛志(南開大學國際經貿系副教授)：在國際社會強烈要求人民幣匯率升值的情況下，我們轉為釘住一攬子貨幣是否能夠滿足外界的要求？人民幣升值壓力是否能夠就此消失？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因為釘住貨幣籃子往往缺少一種政策的透明性，所以在此情況下國際社會很可能會要求人民幣兌美元的名義匯率有更大幅度的升值。
蔡衛(wèi)光：如何選擇更有彈性的匯率制度比人民幣升值更重要。但央行有些政策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比如對資本賬戶的部分開放雖然可以在短期內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但在長期卻不利于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而在資本賬戶相對封閉的條件下改革匯率制度能夠避免游資大規(guī)模流動的沖擊，成本會比較小。
張曉東：最近媒體熱炒中國匯率制度改革將采用新加坡模式。我對東亞國家的匯率機制進行了比較研究，我認為，新加坡是一個小的城市國家，其貨幣政策目標比較簡單，其隱性釘住一攬子貨幣的匯率機制不適合中國這樣的大國。
四、人民幣升值對進出口和外資影響不同
劉沛志：人民幣匯率的升值壓力主要是一個全球經濟不平衡的問題，從這個角度講，人民幣匯率對美元的升值幅度不應該低于10%。應該說人民幣匯率升值10%-15%，對我國的貿易不會產生太大影響。從出口上看，我國的加工貿易比重很高，國內附加值不高，所以升值對出口影響不大。從進口上看，升值對進口的影響大概只有3%。另外，中國不能一直像以前的“四小”那樣以出口導向為自己的發(fā)展模式，因為中國的經濟規(guī)模要大得多，僅僅依靠出口的拉動是無法實現經濟的長期增長的。
徐復：制定匯率政策的依據應該是國家的根本和長遠利益。應該說人民幣匯率升值對外貿的影響還是很大的。據我了解，天津市外貿企業(yè)的出口換匯成本約為7.5元，這說明在現行匯率水平下這些企業(yè)是略有盈余的，而如果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升值10%以上，這些企業(yè)將大多面臨虧損。另外，人民幣匯率升值還會導致國內勞動力成本的升高(以美元計算)，這樣在存在很多水平相當的競爭對手的情況下，我國對外資的吸引力將會下降。
韓燕(南開大學國際經貿系博士生)：目前我國的貿易順差很大程度上是“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的結果，這也決定了它對非貿易部門的帶動作用是很小的，所以加工貿易的減少對我國的影響可能就更低了。對國際直接投資來說，目前我國的FDI很大一部分是屬于市場導向型的，所以升值帶來的成本提高對其影響可能并不大。另外，資本過度流入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我國粗放型經濟增長的問題，在當前情況下已經不利于我國經濟的長期發(fā)展。
五、人民幣升值可以避免“悲慘的增長”
薛敬孝：應該說目前釘住美元對中國經濟是有利的，因為美國是我們的主要貿易對象，我們的其它貿易伙伴國和競爭國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采取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的，而且國際投資也大多是通過美元進行的，所以維持現行匯率有利于中國發(fā)展國際貿易和引進外資。但是現在的水平是無法長久維持下去的，無論采取何種形成機制，人民幣匯率一定會出現升值。匯率的波動會給貿易，國際投資帶來較大的不確定性，從而可能影響到它們的發(fā)展，這一點大家在上面已經談了很多，我不再詳細闡述了。需要指出的是，金融部門的完善程度是經濟發(fā)展成熟與否的重要指標，也是實施匯率改革的關鍵前提，我國目前的金融體系還比較脆弱，問題很多，所以為了減少匯率改革給國內經濟造成的風險，我們一定要健全金融體系，在其他政策上與匯率改革進行配套。
張曉東：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影響可以從利弊兩個方面來看，首先談談積極意義。升值可以緩解我國目前外匯儲備過高的問題。外匯儲備增長過快加大了央行對沖基礎貨幣的壓力，這不僅是一種成本很高的操作，而且大大限制了央行的貨幣政策空間，制約了其調控經濟的能力。另外，我國也面臨著外匯儲備低收益率和外來投資高收益率之間的矛盾，一方面以較高成本引進外資，另一方面又以很低的收益把外匯投放到美國
債券市場，這對我國來說是個整體上的福利損失。匯率升值一個更重要的意義是可以改善目前國內存在的資源配置的扭曲現象。匯率低估的后果之一是增加了出口部門(主要是制造業(yè))的利潤，因而制造業(yè)部門吸引資源的能力大大加強，這樣就遏制了其他產業(yè)的發(fā)展。我國目前的產業(yè)發(fā)展已經存在嚴重的不平衡，第二產業(yè)比重過高，第三產業(yè)發(fā)展嚴重滯后，這一問題必須得到解決。
人民幣升值對經濟的不利影響主要體現在短期上，主要是對金融部門的沖擊。應該說，人民幣匯率的升值很可能導致熱錢的外流，這些熱錢通過投資收益、匯率收益兩種途徑將會大大增值，所以流出的熱錢數量應該遠高于初始的規(guī)模。再加上金融市場上非常常見的“羊群效應”，國際貨幣的更大規(guī)模逃逸應該是不可避免的。這樣，一方面房地產市場會進一步縮水，從而導致銀行壞賬增加，風險加大；另一方面國內的貨幣總量會出現波動，增強了價格水平的不穩(wěn)定性。此外，人民幣匯率升值也會導致投資于國外資產的銀行賬面資產價值減少，不利于銀行改革的進一步實施。所以，我們必須首先完善國內金融體系，為下一步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做好準備。
陶江：匯率調整有助于調整國內的經濟結構，特別是調整貿易結構，減少資源型的出口，改善貿易條件，避免國際經濟學提到的“悲慘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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